[33]但这种具有直接效力的行政规则会不会与一般处分产生区别上的不易，而使得行政行为的类型更趋混乱，则有待观察。

在特殊或者紧急的情况下，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可以规定临时性的行政管理措施。根据该法规定，紧急状态的统一治理以两种方式体现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法律事实始终未发生，但是非常法律却得以落实。(12)至于中国非常法律是否形成的问题，最新一些研究认为中国非常法律还存在很多缺陷，应该制定紧急状态法等基本法律，完善对外国人及其财产的应急法律制度，完善行政应急状态开始与结束的形式标准，完善对社会危险预警级别的划分标准等。政府只能制定行政法规，发挥着辅助的作用。众所周知，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必须出现法律事实，如果没有法律事实，法律规范将无法落实。虽然当时严重缺乏非常法律，但正是这种体制，使我国经受了朝鲜战争、中苏边境冲突、唐山大地震等特大紧急事件的冲击。

为应对自然灾害，1950年2月中央救灾委员会成立，6月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成立。《中国行政应急法律制度研究》，第340-343页。[37]4、 有别于德国法的三阶段标准英国法院在de Freitas v Permanent Secretary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1999] 1 A.C. 69.采用了三阶段的， 审查， 标准，却有别于德国法，是受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影响。

另一种观点是保留，只在欧盟法和欧洲人权公约以外的领域适用。无论采取哪种标准，大多数案件的裁决方式都是一样的。[16]这种决定决不是一个有理性的行政机关能够做出来的。但我还可以断定，它的寿命不会很长。

[28]如果硬要把英国人的态度划分个时段，我觉得，似乎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人权法之前，或者更广泛一点说，直到二十一世纪前后。格林的整个判决只有两个核心观点：[6]第一，他提出并描述了基于不合理而出现的违法形态。

四、对不合理的理解因判例零散、渐进之特质使然，指称的术语斑杂，出现在判决中的就有unreasonableness、irrationality、arbitrary and capricious、frivolous or vexatious、capricious and vexatious等。[36]希克曼：《比例的实质与结构》（Tom Hickman, The substance and structure of proportionality, Public Law,(2008), p.696）。[15]因此，从理论上讲，籍着不合理标准，法官只要愿意，就可以走得很远，反之，也完全可以驻足不前，用它作为不干预的借口。[3]史密斯：《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S.A. de Smith,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London, 1959, p.217）。

（2）提出了急切的审查为了回应欧洲法上的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要求，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急切的审查（anxious scrutiny）观念，也称加强审查标准（‘heightened scrutiny test）。[30]同注2引文，第618-619页。伦伯里（Lord Wrenbury）也说：他（决定者——作者按）必须运用他的理智，确认并遵从理性所指引的方向。其次，比例原则是对行政决定的实体性审查。

它引入了另外两个条件，来进一步判断对权利的干预是否必要：一是要求要有迫切的社会需要 （a pressing social need）或者不可抗拒的社会利益 （compelling social interest），二是对被诉行政决定做严密调查（close scrutiny），要求被告给出有分量的理由 （very weighty reasons）来证明其对核心性人权的干预是正当的。[14]正如黑尔什姆（Lord Hailsham）洞察到的，两个有理性的人面对同样一些事实，可能非常理性地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却不失为合理。

[20]于是，从英国的实践看，狭义的Wednesbury不合理形成了一个审查的幅度，从sub-Wednesburyreview到super-Wednesburyreview，根据审查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审查强度与策略。越权无效，是英国现代行政法的平台。

[11]它可以有多种形态，不仅指简单的粗心（simply careless），也指考虑冷静却不合理（coldly considered but unreasonable）。对这种极苛刻的不合理，凯恩评价道，它不太可能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因为，如果我们发现某个决定或规则是极端意义上的不合理，那么，它通常会落入司法审查的其他标准之中。[27]3、 应对与本土情结如何适应欧洲法的要求呢？因为传统与现实的矛盾，不免辗转反侧，来回试错。一是人权法提供的审查路径，依赖比例原则。或许，在法院看来，这与行使相邻权时要尽到的合理义务一样，没有什么不同。[2]科恩：《法律移植的编年史：英国对行政合理性与比例审查的演变》（Margit Cohn, Legal Transplant Chronicles: The Evolution of Unreasonableness and Proportionality Re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58（2010），p.604）。

所以，在当今，尤其是Dorset Yacht案之后，上述观点就不入流了。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都留下来，让法官根据个案去选择。

如何解决两者的竞合与冲突，是当代英国行政法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实践中也只有极少胜诉的判例。

[21]但还很难说，这就是公法上的合理性原则。因判例的凌乱，我从文献上没有查找出它和急切的审查、sub-Wednesburyreview之间的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有趋同的效果。

[25] 在我看来，似乎前者是实体，后者是程序。Dorset Yacht案成为了一个分水岭。当时，按照工会安排，GCHQ的雇员也在单位参加了几次旨在反对撒切尔政府的行动，包括罢工一天、怠工运动、反对加班等。【注释】[1]韦德和福赛恩：《行政法》（H. W. R. Wade C. F. Frosyth,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352-353）。

所以，英国法官更乐意转为对程序上说明理由的要求。当然，其中被引用率最高的当属unreasonableness和irrationality。

或许也是因为缺少一个参照系，学术上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比如，合法审查为原则、合理审查为例外、要进一步扩大合理审查，以及流行欧洲的比例原则与英联邦的合理原则彼此不兼容，无法调和等。但公法与私法的原理又有着本质不同。

这是综合意义上的成比例。临近伦敦的一个地区的牛奶生产商抱怨，牛奶经销委员会（the Milk Marketing Board）确定的价格没有反映运输成本的增加，自二战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过。

从众多判例上看，它们出现的时间犬齿交错，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判例中都可以找到。[18]宾厄姆（Sir Thomas Bingham MR）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变化，并总结道：行政决定的政策内容越多，行政决定的内容离通常的司法经验越远，在是否必须断定该决定是非理性的问题上，法院也就越迟疑。[22]同注11引文，第170-171页。另外，考虑到各国政策与态度的多元化，尤其是人权观念的文化分歧，欧洲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都确认了一个判断余地理论（the margin of appreciation doctrine），让法院的干预只是在各成员国都接受认可的底线上游走。

比例方法和传统审查理由之间有着重合。合理性审查只要求行政机关说明理由，力度再强，也不过是让行政机关拿出更多、更有说服力的理由，让法院信服而已。

欧洲法院一般采取减缩的两阶理论。该案其实不是发生在英国本土上，而是在安提瓜岛（Antigua）和巴布达岛（Barbuda）。

迪普洛克只是拾起了格林的思路，在Dorset Yacht案中再次重申，合理性审查应当奠定在行政法上的越权观念之上。即使是主观语言，也必须给出客观解释。